母亲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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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离我而去31年了。这三十一年来，她的音容笑貌无时无刻不在我眼前浮现，她坚强的性格，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宽阔的胸怀，仁慈善良的品格，特别是对党的忠诚时时刻刻激励着我，鞭策着我成长……今年适逢建党100周年，我也想借此机会写一下她的故事，一个平凡的母亲，一个老党员的一生。

母亲1916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她少年丧父，中年丧夫，未到老年丧女，人生三大悲都占全了。在她九岁那年，我姥爷因病去世，狠心的姥姥撇下他们姐弟俩改了嫁，当时舅舅才七岁，苦命的姐弟俩只好由光棍大爷收养着。她的大爷是个杀把子，日子过的并不好，一个人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就这样，爷仨艰难的过了两年。后来大爷为了早日成家，便狠了狠心，把我舅用两块大洋卖到了百里之外的临朐，把母亲送到了杨庄镇的庄科村当了童养媳。

父亲的去世，母亲的改嫁，使这对姐弟过早的承担起了家务，拾柴、洗衣、做饭、种地、翻猪肠子……样样都得干。她们也曾一次次的去找娘，结果都被打发回家。后来弟弟被卖，母亲失去了相依为命的亲人，有时还被大爷打骂，泪哭干了，心也凉了。亲娘、亲大爷你们怎么那么狠心？她问苍天、问大地，天底下就容不下我们姐弟两个吗？童年的磨难铸就了她以后坚强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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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科赵家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按照做童养媳的规矩，母亲老实干活，孝敬公婆。未来的丈夫三辈单传，是个进步青年，虽然家中的活从来不干，整天在外忙碌着，但日子还算过得去。

抗战爆发后，母亲成了大忙人。庄科村是堡垒村，他们家是堡垒户，同时又是秘密集合的地方。丈夫是秘密党员，经常在家开会，母亲除了忙家里的事情外，还要下通知、放哨。我参加工作后，每次回家住下，夜晚的时候，母亲总是讲述着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我百听不厌。印象最深的有三件。

一是送情报，救伤员。母亲当时不是党员，但她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直到1946年，她才觉得符合了党员的标准，申请入党。有一次，要通过敌占区把一个情报送出去，信封上黏有鸡毛，就是我们听说的“鸡毛信”。最后，组织决定让我母亲送出去。母亲勇敢地接受了任务。我们村距鬼子盘踞的地点沭水仅八里路，过去沭河秦家洼就有鬼子住着，仅一河之隔。我们村党员也不少，已有七名，且上级派来的领导经常住我们村。但是地主汉奸也不少，可以说和沭水方面的敌人关系错综复杂。为慎重起见，母亲把信搓成圆棍，夹在头发里，找了个浅绿的衣服穿着，骑着毛驴，打扮成走亲戚的模样。虽然经过层层盘查，但她镇定自如，安全的把情报送了出去。

另一次，鬼子骑兵突然对我们村进行了包围，当时区里的一名干部就在家里，根本来不及出去了，被母亲藏在柜子里。母亲刚到院子打探情况，鬼子就进来了，母亲对着鬼子指了指水桶、勾担，又指了指嘴，意思是出去担水给鬼子喝。到了街上后，她故意绊倒，水桶撞击地面的响声惊动了鬼子，鬼子都跑了出来查看情况，就没在家里停留，救了那位同志。

此外，她还救过邻村址村的刘西尧，参与营救本村的群众徐维荣、赵彦运等等。对于烈士们的遗体，她也想方设法找回安葬。当时按组织任务，曾去寻找共产党员孟现配的尸体，几经艰难，只找回了人头。即便在这样的恐怖环境中，她信念坚定、从未动摇。

二是送丈夫参军。随着抗日战争局势向好，反攻指日可待，部队急需兵源。于是出现了1944年大参军那一幕。这时，丈夫已经公开活动，任民兵连长，母亲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任妇救会长。为了带动村里的青年参军，她不顾家中的幼儿，鼓励丈夫带头报名参军。当时参军工作并不像大家想象的一呼百应，所以参军的阵仗搞得非常大，参军人员报到时，有的骑马，有的坐轿，就是为了带动广大群众，宣传参军光荣。

在母亲的鼓励下，丈夫在区公所召开的动员大会上第一个报名参军。消息传来，我们村有12名青年报了名，都带着大红花坐着轿子到了区公所驻地。丈夫到部队后，与战友英勇作战，这与母亲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三是当拥军的好模范。解放战争时期，沂蒙山区成为我军的大后方，主要任务是组织青年参军，组织民兵支前、组织妇女做军鞋、摊煎饼、碾稻谷。作为妇救会长，母亲想方设法做工作，提高妇女们积极性，有时候一晚上能碾两千斤稻谷。正是这千千万万的老区妇女，通过夜以继日的手工劳作，有利地支援了前线。

1989年，原沂水县杨庄区委书记（后任青岛市政协副主席）兰陵同志故地重游，说到母亲时，他对我说：“你母亲是个好同志，是妇女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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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过了艰难的战争岁月，1947年家乡解放，这时母亲已是五个孩子的母亲，本就紧张的家庭，面临着另外一个难关。丈夫因肺结核病回家休养，病情越来越重，随后一个儿子也夭折了。建国后，她继续干着村里的妇女工作，1951年春节刚过，丈夫去世了，这对母亲的打击非常巨大。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还要做妇女工作，非常辛苦，但是她并没有屈服。 

1952年，母亲与从东北抗联回来的父亲结婚。五十年代，她除了妇女工作，还兼任村里的接生员，六十年代又兼任村里的调解员。由于她资格老、威信高、办事公道，只要她到场，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文革的时候，在生活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她还保护了沂南县岸堤区祖区长。

直到1977年，嫁到本村的二姐去世了。这对她打击很大，加上患上了肺心症，1987年，她退出了妇女主任、接生员、调解员的职务。

1990年，母亲去世了。在她去世的那一刹那，她还想着等好了天再走，不要让儿女受罪。她遗言中说，死后要葬在南岭上。我们村有两处公墓林，一处东北岭，一处南岭。母亲去世前，南岭已经停用。但考虑到是老党员最后的一点请求，村支部书记同意了。我深知她为什么想要埋在南岭，因为这里还埋葬着她的同志和战友：徐世贵、徐世华。他们三人是同时入的党，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新中国建设，他们一起工作奋斗了几十年。母亲至死，也想与她的战友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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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一生多艰难，好日子刚刚开始，她就离我们而去了，留下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母亲教我们如何做人。她说做人先做事，要做正正当当的人，要团结人、容忍人，发达的时候不要看不起人，但不孝顺的人绝对不能交。我家在村里虽然不宽裕，却还不时周济别人。凡是村里生儿育女、红白公事、打墙盖屋，只要她知道了，都会带着东西过去。她常对我们说，多了没有，少了还没有嘛，大伙都帮一点就能过去。我印象深刻的是，1980年，参加工作后回家过节，带了一些白面回去。我刚放下，她就舀了一瓢，让我给邻居一个哥哥家送去。哥哥家孩子多，挣得少，总是不够吃。她说，快点送，不送的话就没法包饺子过节了。每年春节，她都嘱咐我给哥哥家的孩子留点去学校的路费。正因为如此，哥哥嫂子待我们很亲。时至今日，哥哥早已去世，见到久居在外的嫂子，嫂子仍然会把我当小弟一样关心。

她还教会了我不少工作方法，她常说，对人要热情，要多看人家的好。不要当老好人，老好人两面都不讨好。做事要想得开放的下，要多动脑子，要公平，要以理服人，对群众要多做说服教育工作。这些道理，她总是举例子说给我听。如淮海战役开始时，上级天天下任务。第一次下任务，好组织，第二次下任务，也好组织，第三次下任务，有的群众就接受不了了。有时一户要去五六趟，反复作工作，才会答应。还有一次任务是接国民党51军的伤员，群众不理解，甚至有的党员也不理解，母亲就一家一户去做工作，把党的思想和指示用庄户话说给大家听，让大家都能接受。

我从一个农村小子，成长为一名干部，现在已经是35年党龄的退休老党员，我自认为在成长的道路上，无愧于职责、无愧于党。这些，都离不开母亲的爱护与谆谆教导。三十多年来，每当酷暑来临乘凉时，总会想起小时候，母亲用蒲扇为我慢慢扇着，听着她讲述当年打鬼子故事，直到渐渐入梦。每当吃鸡腿时，就想起给母亲买的烧鸡，两条大腿却一直留着，等我回家吃。求学时为我摊好煎饼，炒好咸菜，把我送到村外。工作后，给我讲纪律规矩，讲怎么为党工作。母亲的故事说不尽、道不完，母亲朴素的家国情怀，将影响我一生。母亲啊，愿您精神长存。

2021年6月30日

作者简介：长期从事乡镇、县领导工作，原山东省沂水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网站编辑：建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