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年前的一桩案件，让河南人谢哲海深陷囹圄。

按照判决书的说法，时年25岁的谢哲海埋伏在路边，欲对隔壁村一个22岁女青年不轨，遭到反抗后恼羞成怒，用一根压水井上的铁井杆将该女子打晕，致人死亡。

上述被认定的事实让谢哲海受到了严厉惩处——2000年2月，周口市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谢哲海无期徒刑。谢哲海不服，提出上诉。2000年6月，河南省高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终，谢哲海在监狱里服刑22年，2018年9月刑满释放。

谢哲海坚持认为自己无罪。出狱后的这些年，他不断“申诉”、“喊冤”。除此之外，他打工、看病、恋爱，试图重新接轨社会，但处处碰壁，时时艰难。

在谢哲海看来，“冤”洗不掉，他就没办法开始新生活。

谢哲海的愿望是给父母盖一间新房子（摄影：史东旭）

进入11月，谢哲海又焦灼起来——85岁的父亲重病瘫痪在床，极少数清醒的时刻，总会问起儿子的案子何时开庭。

“我不想让父亲在临死前还看不到我洗白冤屈。”这个51岁的男人枯瘦，面色蜡黄，手指甲盖发黑发青，头发不染时几乎全白。他操着浓重的河南方言，谈话间总止不住叹长气。在江苏昆山一家玩具厂打了50多天工后，今年8月，谢哲海接到父亲病危的通知。他带着女友赶回到河南老家。这段时间，他住在父母家——这几乎是村里最破的房子，哥哥结婚用的偏房已经废弃，墙上巨大的裂缝和掉下的泥土堆满了大半个房间，只留下可以做饭的灶台。

大多数时候，他沉默寡言，只有和律师、记者对话时，才会滔滔不绝，内容大多围绕一桩陈年旧案。在媒体报道中，这桩旧案常以他的名字命名，被称为“谢哲海案”。

“谢哲海案”发生在1996年5月30日。彼时25岁的谢哲海被认定和一桩杀人案有关，被周口市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服刑22年后，于2018年出狱。

但谢哲海坚称自己无罪。在狱中，他持续喊冤。出狱后，也继续为自己申诉。2019年，经历了一次申诉被驳回后，谢哲海再次提起上诉，2020年，终于收到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再审决定。再往后的一年多里，他又经历了两次开庭取消和延期。他所认为的“冤”迟迟没有得以洗掉。

“谢哲海故意杀人”再审案将在河南省太康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冤”洗不掉，他就没法开始新生活。今年2月，得知即将开庭的谢哲海辞掉江苏昆山的工作，退掉新租好的房子回到老家等开庭。一天晚上，电话响了。一听是派出所，电话这头，谢哲海吓出一身冷汗，他以为自己又犯了什么事。壮着胆子听下去，原来是疫情流调电话。

开庭时间不确定，他一直不敢去太远的地方打工，即使是去郑州，也害怕开庭时无法及时赶回太康县。所以他只能待在村子里，在亲戚的帮助下，做一些乡村房屋施工的零活。每到深夜，他才能在自己的“避难所”里“喘”上一口气——在村口的桥墩上坐一会儿，或是四处走走，看看今年新播种的东北玉米长势如何。

直到现在，“等待下一次开庭通知”，仍是他平淡生活中最重要的盼头。

“杀人犯”

成为“杀人犯”之前，谢哲海原本和家乡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过着困窘而平淡的生活。

20世纪70年代初，谢哲海出生在豫东农村——河南太康县五里庙村。家里兄弟姐妹八个，谢哲海在男孩中年纪最小，排名老五，因此又被唤作谢五孩。

谢五孩读完小学一年级就辍学了，“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几乎毫无悬念地成了“文盲”。十几岁起，他开始辗转于山西、新疆等多地打工。

案发那年，谢哲海25岁。他说自己当时原本在广州一家电子厂打工，还在广州谈了个河南老乡女朋友。在他原本的设想中，接下来的人生就和那些像他一样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一样——赚钱，回家盖房子，娶妻生子——听起来兴许有些平淡，但绝不会如今天这样荒诞。

但就在1996年的那个初夏，为了纪念奶奶去世三周年，谢哲海回了老家。一个寻常的日子，他去朋友家喝酒，下半生的命运就此改写。

再度提起26年前的那个夜晚，谢哲海眉头紧蹙。

他讲述的故事版本和判决书中截然不同——那天，他在隔壁村的朋友王高升家喝酒，晚上出去还看了戏，然后回朋友家睡觉。睡着后，他被窗外人的争吵声惊醒，提议出去看看，王高升没同意，让他别去凑这个热闹。

夜更深了，他们被外面的动静再度吵醒。一出门，看到一名头上淌着血的女子被人抬进旁边一家诊所。谢哲海回忆，当时自己纯粹是围观心态，“看了一会儿就回家了”。

二十多年过去，遇害女孩所在的村庄已发生很大变化，谢哲海的哥哥所指的方向，大致就是女孩被人发现的地方

第二天一早，几个警察到谢哲海家将他带走。谢哲海说自己当时并不紧张，以为只是去配合问个话，临走前还拿了个馍边走边吃。四哥谢哲河至今也还记得这个画面，他跑上前去问弟弟怎么回事，弟弟只是平静地回答：“这事，咱不知道的”。

据案卷中警方破案报告记录，案发当日，活动于附近的18位18-30岁男青年都曾被带走调查，列为怀疑对象。经过数日的侦查和审讯，公安机关最终将嫌疑人锁定为谢哲海。

谢哲海并不认这个罪名。他说自己当年在公安局，是“被打迷糊了”，才落下了认罪的口供，变成了“杀人犯”。谢哲河也觉得弟弟老实敦厚，“不可能杀人”。但那个年代，这家人一没文化二没钱，眼看着人被抓走，只能干着急。后来，几位兄长想过法子，甚至卖掉家中宅基地，换来2000多元钱，为弟弟去郑州请律师，却终究无力回天。

被认定为“杀人犯”后，谢哲海被关进河南商丘豫东监狱。

谢哲河记得，弟弟进监狱后，他曾收到狱方工作人员的一封信，大概意思是说：谢哲海在这里经常发牢骚，睡不着觉，经常做梦，不服从领导，天天喊冤。拜托家人来一趟，安慰他的情绪。

那是谢家人的第一次探监，谢哲河印象深刻。玻璃那头的弟弟泣不成声，他很心疼，但只能硬着头皮劝：“好好改造，早日出去”。谢哲海不服气，情绪激动地扯着嗓子回：“出去个屁，我没杀人，就要天天告状！”

但对于彼时的谢哲海而言，“告状”是件难事。

他不识字，只能请狱友帮忙写申诉状，但毕竟是别人代笔，表达总不够准确。再往后，他干脆硬着头皮在监狱里上课，一笔一划练习，直到能独立写出陈述自己“冤情”的信件。

在商丘服刑的八年半期间，谢哲海拒不认罪，每个月都往外递申诉书。也因此，他隐隐感受到，狱方将他看成了一个麻烦。2009年，他被转至辽宁省凌源第五监狱。那年秋天，他收到了河南省高院的再次驳回申诉的通知。

因为没有钱，谢哲海把宅基地以2000多元卖掉。他身后的这栋房屋已是别人的家（摄影：史东旭）

由于不适应东北的严寒，转狱后谢哲海身体每况愈下，经常打针、住院，还染上了肝病。谢哲河记得，那段时间弟弟给家里打过电话，说“活得艰难，都不一定能活着走出监狱”。路途遥远，家境又窘迫，谢家人很少去凌源探监，谢哲河印象最深的，是每两个月给弟弟在老家医院开点治肝病的药寄去，每次两三百块钱。

但再怎么难，谢哲海仍不忘申诉。他记得在凌源，一次大病后，有监狱工作人员找他谈话，对他的持续喊冤表示同情，但却爱莫能助。他们建议他“先认罪服法，争取减刑”，“活着出去，才有希望到外面找人帮忙，一起申诉”。

也就是那段时间，谢哲海从家信中得知，最疼爱他的长姐因病离世。他突然意识到，活着出去或许是比申诉更重要的事。从那时起，他试着“认罪服法”、努力改造，以争取减刑。但每次减刑后，他还是继续申诉。如此往复，一共减刑了四次，共3年8个月。

直到今日，提及当年的“认罪”，谢哲海依然痛心和委屈，他说，每次签字都“感觉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我是被环境逼的，真的怕死在里面，也怕再也见不到亲人。”

谢哲海父母至今仍居住的老屋，二十多年前，谢哲海就是在这间屋子被警方带走（摄影：史东旭）

马拉松式的“战斗”

2018年9月，谢哲海刑满释放。家人提出去辽宁接他出狱。但谢哲海拒绝了，他知道家中生活原本窘迫，来一趟起码得花一千来块。

在狱中的最后一段时间，谢哲海常常整夜不眠，人越来越瘦，一米七的个子，只剩九十多斤。有狱警问他怎么不睡觉，是太激动了吗？谢哲海说，是很激动，但也痛苦，“我和别的服刑人员不一样，别人服完刑出去心里踏实了，可以开始新生活。我不一样，我没罪”。

出狱当天，狱警把谢哲海送到大门口。他签完字，一脚门内一脚门外时，恍如隔世，泪流不断。走出大门一米远时，他干脆跪在监狱门口，放声大哭了半小时。有狱方人员看不下去，上前把他扶起，掏出钱塞给他，教他如何坐车，嘱咐他找地方吃点儿东西。

就这样，谢哲海带着几页材料，手里攥着在北京打工的外甥的手机号码，独自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大巴。到北京时，已是夜深，他谎称手机丢了，找路人帮忙打电话。

谢哲海的外甥张强在北京做水果生意，案发时才八九岁，如今已步入中年。那一天，他好不容易和谢哲海见上面，却发现印象中的年轻舅舅已变成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北京的秋夜里，两个男人互相认出，相拥痛哭。

晚上睡不着觉的谢哲海，经常会一个人在村口附近散步，回忆自己过去的遭遇（摄影：史东旭）

张强记得，当天晚上，他陪舅舅住在宾馆。二人喝着酒聊了一整夜，舅舅反复说着“要申诉，要想办法联系律师”。

河南乾元昭义律师事务所的张乾，是谢哲海最先想到的救命稻草。

这也是多年前在本案中为他做过无罪辩护的律师。二十多年过去了，年近七旬的张乾心里也一直惦记着这个案子，他告诉谢哲海，自己还愿意继续援助他。

2019年2月，张乾为谢哲海写了新的申诉状，递交到河南省高院。两个月后，高院受理立案。但随之而来的意外打乱了后续的计划——正在北京打工的谢哲海收到了张乾脑出血住进ICU的消息。他赶回郑州，张乾的儿子告诉他，父亲已经无力继续代理这个案子了。

谢哲海又找了本地的几个律师，没人能接。走投无路之下，他学着上网，寻找其他能帮他的人。偶然的机会，他在网上看到了刘忠林案，相似的情节戳中了他——同是入狱二十余载，同是被控“强奸”“故意杀人”。刘忠林在2018年4月被改判无罪。谢哲海隐约觉得，要是能找到帮刘忠林伸冤的律师，自己肯定也有希望。

2019年春夏之交，他辗转联系上刘忠林的代理律师——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屈振红。屈振红向《凤凰周刊》回忆，电话里，谢哲海一直哭着说“很冤”，“人不是我杀的”、“求你一定要帮帮我”。而当她第一次看到谢哲海寄来的判决书时，内心已经基本有了判断：这个案子肯定有问题，“第一，案子三四年才判下来；第二，此案曾因证据不足退回侦查，但后来也没补充新的证据。结合判决书中列出的所谓证据，都比较简单，我认为应该是一个‘证据不足且留有余地’的判决。”

后来，屈振红在谢哲海陪同下去河南省高院阅卷，得知了更多侦查细节和疑点——比如，谢哲海的几次有罪供述都发生在进看守所前，且存在反复。在警方的破案报告中，谢哲海在一次突审中交代了犯罪经过，这被警方描述为“展开强大政治攻势”后的结果。

屈振红还发现，此案中警方侦查更多靠的是多名嫌疑人的互相指认和口供推断，“就像我们玩的‘杀人游戏’一样”，“会说、有逻辑的人往往容易‘脱罪’，不会自我辩护的人就很吃亏”。除此之外，此案缺乏直接的客观证据，屈振红发现，“现场没有谢哲海的脚印、手印，凶器上也没有他的生物痕迹，就连定案的‘带血白衬衫’也根本没有找到。”

2019年8月，谢哲海收到了河南省高院驳回申诉的通知，巨大的失落再次将他笼罩。屈振红鼓励他，以她介入类似案件的经验来看，长期而反复的申诉和等待都在所难免。这注定是一场马拉松式的“战斗”。

2020年初，谢哲海再次递交了申诉书。2020年11月，他收到了河南高院决定再审的通知。屈振红记得，那天谢哲海打电话告诉她这个消息，电话那头的这个男人再一次哭了出来。

兴奋、期待、如释重负，屈振红觉得，这一次他的哭声里有了些不一样的含义。

2020年9月，河南省高院决定再审此案。最开始，谢哲海和律师想象着，这个案子也许能在2021年内了结。命运的拐点也许已近在眼前。

2021年12月，正在江苏打工的谢哲海收到了法院当月23日开庭的短信和电话通知。电话那头问他人在哪，能回老家吗？谢哲海又喜又急，连忙应着“能能能，这个事情最重要”。

那天，他先请人帮忙用手机买了最快的火车票，130元；然后把消息发给之前报道此案的媒体记者，恳求大家继续关注；另一边，他忙着退掉当时在江苏租住的房子。为了尽快回去，之前给房东的1000元押金他也顾不上要了。

但谢哲海刚准备动身，法院那头传来了推迟开庭的消息。

电话那头解释称，有法官身体抱恙，需要换个时间。谢哲海不理解，但又不得不接受，“怎么还没两小时就变卦了？一顿饭都没吃完，可我房子都退了。”

在火车站徘徊了一夜，谢哲海思虑再三，总觉得开庭时间应该不会往后推很久。于是决定先回河南，在离郑州近的地方等消息。

再次收到开庭通知，是2022年2月。

这一次，谢哲海和律师都收到了河南省高院邮寄来的书面开庭通知，通知上标明了开庭时间：2月23日，写了审判长和审判员姓名，还加盖了公章。屈振红也当即买了从北京到郑州的火车票。谢哲海暗自思忖，这次应该稳妥了。

彼时过完春节不久，谢哲海在老家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他找来老花眼镜，把开庭通知拿给八十多岁的老父亲看，父亲激动得和他抱头大哭。然而，当天下午，谢哲海再次收到了二次延期开庭的消息。父子二人坐在一起又哭了一通。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白纸黑字的决定，也能如此随意地更改。

最近几个月，为了等开庭，谢哲海不敢离开河南。一场暴雨过后，老屋漏水了，一家人只能用塑料布撑着屋顶度日。再后来，女友带着孩子和谢哲海一起借住在亲戚家。但很快，又赶上河南持续的疫情，谢哲海只能整日闷在家中，断了营生。倒是女友，每天在家做些手工，还能赚点微薄收入。

谢哲海心里总是有愧。他说自己很想多赚点钱，给家人买些吃的用的，让他们过得体面。但4月初，他的微信账户余额一度只剩下五块钱，话费欠费，打电话也打不通，最后外甥看不过去，给他充了100元话费。

他也学着种地，虽然只有不到三亩地，但也还是很精心地照看着。今年，他和女友在网上买了150元的东北玉米种子，这个品种比其他玉米个头儿高出很多，远远望去很容易分辨。类似网上购物、购火车票这些，谢哲海还是没办法学会。家人们照顾他，更像是照顾一个未成年人，悉心且不求回报。

谢哲海不会网购，他今年种下的玉米是他的女友在网上买来的东北玉米种子（摄影：史东旭）

生活的艰难还不止如此。最近，谢哲海的父亲病重住院，偏瘫，兄弟几个轮流一个月在父母家中照顾。老人偶尔清醒的时候就和儿子念叨案子。谢哲海宽慰父亲先好好养病，父亲只是叹气，“这案子，也是我的心病啊”。

3月，河南省高院和周口法院的相关人员曾专程到谢哲海老家看望他，并向他解释此次延期的原因：法院需要协调受害方家属的法律援助，希望他能理解。

谢哲海只能继续等待。他觉得，二十多年来，自己始终生活在暗处，而前方可能出现的“无罪判决”，或许才是能重启光明的真正按键。对于女友和孩子，谢哲海想许下些承诺，但他担心承诺没法兑现。“她是个过日子的人。”谢哲海说，家里平时吃剩的饭菜，即使没有冰箱，女友也不舍得扔。他想结婚，可没钱没房子，开空头支票又怕辜负对方。

谢哲海和哥哥在修理母亲所使用的老式洗衣机（摄影：史东旭）

而如今，再审迟迟未开庭，谢哲海的生活就只能一直围着案子打转，“一天不平反，我就一天不能回到正常人的生活。

编辑：邱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