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前，他是儒雅小生、名门正派的代言人，而骨子里，正如他所出演的易卜生话剧《建筑大师》中那个晚年攀上天梯的“建筑大师”，寻觅着生命的下一个巅峰。

濮存昕，刚刚于2020年年底连任中国剧协主席，也即将在2021年开启自己的“戏剧新生活”——涉足戏剧教育、当导演、排新戏，日程一直排到了11月中旬。濮存昕用自己的戏剧人生回答了一个关于戏剧的命题：一个人可以像戏剧一样生活，像生活一样演戏。

5年之后卸任时 我仍旧是一个演员 仍旧是一个让大家还看得上的演员，仅此而已

去年年底，濮存昕连任剧协主席虽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濮主席还是收到了众人的祝福，一如5年前的初次上任。5年来，他已渐渐习惯了自己就是中国戏剧的代言人，以主席的身份为各种活动站台，但初次上任时的那份惶恐却如影随形。

“5年前的情景我记忆犹新，因为我记住的是我父亲的眼神。那次我回家后，我妈在我父亲的耳边说，‘昕昕当剧协主席了。’第一遍没有反应，那时他已经听力下降了，于是又重复了一遍，他还是没有反应。我当时的感受就是，那是你干的活儿吗？那是曹禺先生他们那样的人坐的位置。我真的很惶恐，当时就在想，我的社会属性被冠了很多的名誉和头衔，但其实就是个演员，身上的责任就是为社会服务。但是面对领导的指认、同行的推举，你不可推辞，你就是要来帮忙的。作为一个演员，多少人为你铺过台、搭过景，多少人在给你做陪衬，那时你是主角，但是现在，需要你来为别人搭台。”

连任剧协主席，但濮存昕谦虚地说他一直告诉大家，自己可能干不太好，“说一句大俗话，就是买的时候是什么样，卖的时候还是什么样。我所能期待和做到的就是5年之后卸任时，我仍旧是一个演员，仍旧是一个让大家还看得上的演员，仅此而已。这一行我还没干到头，还没干好，我仍有很多空间，有很多扇门没有推开，所谓艺无涯、无止境不是一句空话，你是有参照的。回过头去看你最尊敬的老师们是什么样，看世界上最优秀的剧团的演出是什么样。正因为我看到过好东西，知道和我同代的艺术家达到了一个怎样的水准，所以才会横向纵向地去寻找自己的交叉点在哪里。你得知道天高地厚，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更要知道自己姓什么。”

你在生活中太离谱，舞台上的品质就会受影响 生活中必须检点一点

退休前那几年，濮存昕每年在舞台上演满100场戏，还都是大男主，退休后，他不为难不勉强自己，却更加风生水起。今年，《李白》将演满30年，其实从几年前他就曾担忧过自己的体力精力还能否胜任，将每轮演出都视作倒计时，但今年，月照诗魂的舞台景象还将继续。

在濮存昕看来，“表演这门专业，在总结、参照、启迪后，你还有目标，知道前面还有量，这是我这么多年脑子里一直没有放下的事儿。作为一个演员，不管你水平怎样，你的这个年纪已经到了当典范的岁数，别人都看着你呢。你不行就是不行，舞台是真的，是最真实的平台，没有了自己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没有了对作品真实和真诚的解读与表达，人家不买票，就是这行的生死大事了。生活的真实和舞台的真实是相关联的，我尽量做一个真实的自己，世俗情感和你的信念，艺术的信仰和趣味，都决定了你跟观众一起探讨时的心态，演戏不是我自己在炫技和取宠，而是我在跟观众一起去探讨这个作品。”

从今年的元宵节后，濮存昕一整年的演出就要开始了，满满当当，他希望在舞台空间里能够给国人做个样儿。“(梅)葆玖先生有句名言，‘京剧不就是给国人做个样儿吗？’什么样儿？其实就是审美的样儿。我们每一个演员，听到这句话就得明白，我们身上得有一个美字，你在生活中太离谱了，你在台上的品质就会受影响，所以生活中必须要检点一点。”

今年，濮存昕还要在近几年对孩子朗诵培训以及给人艺学员班上课的基础上，真正尝试戏剧教育。“我接我父亲的班，对戏曲、对同行，都要极其尊重。我父亲做了十多年北京艺校的副校长，每天骑着自行车从前门到蓟门桥，那时，京、评、梆、昆，甚至舞蹈、音乐各行业的老师都集中在那里，去拾起被荒废了很多年的艺术教育。他对于姐妹行当的那种兴趣和学习尊重的态度，对我有影响。后来我又学焦(菊隐)先生，话剧民族化的着眼点应该是传统艺术，戏曲和曲艺，甚至是民间艺术，那时话剧要作出当代创新的角度其实就是民族化。开始焦先生是向戏曲学习，才有了《虎符》和《蔡文姬》。所以我进入中国剧协后，也开始向戏曲学习，每次演出，我在侧幕条看他们的表演，再翻回头来收拾自己的台词和基本功，自觉是有长进的。如果你是一个会表演的演员，台词还能说好，那真是如虎添翼、两全其美的事。现在太多的演员，重演轻说，说话谁不会，其实不然，艺术语言和生活语言是两个概念。艺术语言是要有讲究的，要有空间感和影响及传递的力量，我自己是吃亏上当很多年。”

在中国剧协，除濮存昕外，于魁智、茅威涛、杨凤一、沈铁梅、韩再芬等各剧种的顶尖艺术家都出任了副主席一职，濮存昕将与他们的交往视作跨界的一种方式。“跨界跨的尺寸合适太重要了，有时为了标新立异就会出问题，就像我们穿鞋一样，合脚最重要。在剧协的工作总归一句话，就是先要把演员做好，其他事情去倾听各行业领军及院团长的意见，不是我去领导，而是我参与到那个空间里，协助大家去做事，就是这么一种心态。”

传媒时代大家就盯着名声，院团长都找艺术家、社会名人，但缺的是管理才能

从李默然、尚长荣到濮存昕，近三届剧协主席都是由著名表演艺术家出任，“传媒时代到来了，大家就盯着名声，院团长都找艺术家、社会名人，但缺的是管理才能。”对于艺术家管理者的话题，濮存昕从出任人艺副院长时就颇为苦恼。“同行有局限性，知识分子容易有只觉得自己对的毛病，但管理人才耳朵要立着，办成一件事可能要开五六次会，我有时没有这样的耐心。为一件事要去说服很多人，就要开会，我哪儿有那么多时间开会，所以容易急躁。全世界最好的剧团，大都是艺术总监、行政总监和财务总监的配置，还有董事会或艺委会，需要集体意见时听大伙儿的，需要个人意见时，就听艺术总监的，错就错了，几年下来，如果不行就换人。比如悉尼奥运会开幕式，那就是听导演的，我们这边婆婆多，分歧意见多，如何集思广益，这方面大都是短板。传媒时代也还是要任人唯贤，我们的张和平院长，原来也曾经学过表演，但他擅长管理，在人艺的那6年风生水起，能抓作品，更会组织，他是有这个能力的人。”

经过整合后，文联所属的戏剧类评奖就剩下“梅花表演奖”和“曹禺剧本奖”，每次评奖，作为剧协主席的濮存昕无疑要全程参与。“我总觉得有欠缺，电影界的评奖已经改成一年一次了，为什么我们戏剧界就要两年一次呢，两年一次，太难以取舍了。而且‘梅花奖’只设表演奖，电影还包括摄影甚至改编奖、原创奖，舞台艺术是一门综合的艺术，美术、音乐、舞蹈等等所有的一切都要体现。”

濮存昕表示，文艺界面对十四五规划，也需要在平台上找瓶颈和发展空间，希望能够通过探讨找到问题，为高层设计建言献策。“当今是数码时代，如果我们还处于没有竞争机制的时代，是不可能出现高峰的。但一直以来我们好像不着急，老等着顶层设计，作为艺术从业者，我们要为顶层设计提供思路和建议，文艺家都是向善的，都是为了审美这件事投入了一辈子，每个人的愿望都是善良的。”

我们常常觉得一个戏大卖了，但你到大街上一看，多少人都在忙活生活，有几个人进剧场了？

作为当今剧协的掌门人，经过几年的历练，濮存昕也从单纯个人化的艺术家表达，多了全局的视角和语境，剧代会上，在总结问题后，他也提出了一些极具个性的想法。“市场化和商业化是文艺发展必须要面对而且躲不开的问题，必须迎着并正视。大家不喜欢那个‘化’字，是觉得老讲钱，但我想可以改一个字，就是‘话’，也就是让观众说话。每一个行当都有自己的基本观众，不可能满大街的人都去看戏，我们自己常常觉得一个戏大卖或怎么怎么火了，但你到大街上一看，多少人都在忙活生活，有几个人进剧场了？所以要坦率地去看待这个问题。对于一个剧种而言，你自己的基本观众不能丢失，要做到让观众一有戏就想看，无论是看团队、看名角还是看作品题材，观众感兴趣的点都不同，但从业者必须要想清楚，我到底想让谁来看戏，每个剧种一定要知道，我的观众在哪里。有的地方戏，它的基本观众就是在农村，如何鼓励剧团下乡演出，特别是民间剧团，甚至不在册的那些社区剧团，我们的机制如何做到让他们在不担忧温饱的前提下下乡演出。所谓市场化和商业化，必须用钱去平衡和调动，然后让观众说话，哪里有掌声就奔哪儿去，所以到今天，我们不能再避讳市场化和商业化了。以人民为中心，最终要落到让观众说话上。”

濮存昕认为文艺是社会公益事业，“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这个概念，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文艺创作是必不可缺少的，因此它具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性，这个钱是要掏的，如何用，如何支持，可以探讨。但必须要去资助观众竖大拇指的团体和作品，奖励机制扶持的一定是精品，对于这样的作品，艺术基金是要大买单的，支持其长期演出才算是大买单。如果让它们进入市场自负盈亏，靠观众的票价是完成不了艺术家创作价值体现的，又不能让观众花一两千去买票，这不是常理。艺术家的创作价值，票价是完不成的，必须有社会公益概念的资金支持。同时要有专业的人去鉴定、去买单。”

濮存昕表示，传统文化一定要支持，和世界能够对话的艺术形式也一定要支持，“我们如何看日本的歌舞伎和能乐？和人家看我们民族化的东西同理，但是和世界能够对话的艺术包括歌剧、舞蹈、话剧、电影，则更需要去提升，我们对自己的当代文化有自信吗？这种自信多于对5000年文化的自信吗？我们所期待的高峰到底在哪里？传统文化里的当代艺术家能不能比祖师爷还好？虽然有太多的问题待解，但对于有专业水平又有观众的领军人物，必须要资助，更要提升能够和世界对话的当代文化的自信，这样我们的文化自信才是完整和全面的。我不敢去参加艺术基金的评选，更不敢做不负责任的发言，因为我没有时间去调查某个剧团、某个项目的起始和初衷，这么多的未知，就要为一个刚生出来的孩子起名，为其买单，这些我恐怕做不好。”

蜻蜓点水跑场子跑码头一样地去干事 你干不好，观众也不喜欢

从2019年开始，濮存昕便参与了中国西部唯一的戏剧节大凉山国际戏剧节的创建，去年，他作为发起人的大凉山戏剧节更是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在疫情期间还照常举行的艺术节。剧协主席的身份让他无论出现在哪里，都成了活动最有分量的加持，都是受人所托，但也分身乏术。“我的局限性就是今天在这儿就不可能在那儿，粤港澳大湾区也做了剧场，还让我去看看，我没有时间，只能利用今年春节休息的时间去。就像《林则徐》中的台词：遇一事行一事，为国尽忠以告慰英灵。一直以来就是按照我的基本直觉去判断，去说出我的真心话。大凉山也不是靠我一个人，具体的工作都是他们在干，需要我参与意见，我就去发声，2021年的戏剧节已经在筹划中了。去年最可喜的是买票的当地人多了，大凉山的意义就在于看世界，同时世界也在看大凉山，这个标志就是买票进剧场，戏迷来到大凉山，看风景也看戏，12天的意义就在于此。”

刚刚迈入2021年，濮存昕的年度计划早已出炉，“我们常说今年是关键的年份，其实每一年都是如此，都是最关键的时刻，这也正是所谓的中国速度。2021是我最忙的一年，时间都排到了11月中旬，也就是大凉山戏剧节结束的时间。之前的每一天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再有事就只能往里插，需要太长时间去做的事就做不了了。老有人问我，说影视你怎么不干了？都是临时来找我的，我哪儿有时间，不是我发牢骚，是我真的没时间，而且蜻蜓点水跑场子跑码头一样地去干事情，第一你也干不好，第二观众也不喜欢。能把一件事做好就行了，舞台都是提前一年就去做计划的。”

一年的计划已经深谙于心，但9月22日还是他最期待的一天，“那天，我导演的《雷雨》将在人艺新落成的曹禺剧院揭开面纱，如果说去年人艺的青春版《雷雨》是换了汤，没换锅底，那么这版周朴园视角的《雷雨》味道会很不一样。相信曹禺先生的在天之灵会惊喜更会欣喜，希望他会看到小的们是这样去解读剧本的，而且还不错，我想象那一天，曹禺先生的在天之灵会与我们同在。舞台就是创造奇迹的地方，我会一直为期待奇迹的观众去做点事。”

文/本报记者 郭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