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19日，北京市北五环外的北大生物城上演了“全武行”。随着百名制服人员“强行”进入园区，也将这场长达2年的北京科兴控制权之争由暗战转为明战。
北京科兴生物董事长潘爱华指派的百名制服人员带着安保工具堵住了北京科兴的办公楼大门，又强行断掉了车间的电路，接管车间。
这场董事长潘爱华和总经理尹卫东之间的“内斗”，造成了约600万剂流感、甲肝疫苗报废在车间，疫苗生产被迫停滞。
同年6月，为保住股权和控制权，潘爱华亮出杀手锏，向多个部门举报尹卫东涉嫌行贿、职务侵占等问题。
潘爱华和尹卫东算得上亦师亦友。
1983年，河北石正定县爆发了传染性甲型肝炎。作为基层人员的尹卫东被调遣至现场参与调查。
也正是这次调查的机会，让他结识了恩师“病毒学专家”刘崇柏，迎来了人生中重大转折点。
1998年，上海甲肝大爆发。面对甲肝的流行，身在防疫一线多年的尹卫东再也无法抑制创业的心。
尹卫东用东拼西凑借来的10万元，成立了一家疫苗研发公司。
1992年，刚毕业的潘爱华就和时任北大生物系主任陈章良共同成立北大未名集团。
潘爱华带领北大未名生物，想从事生物医药方面的产业投资，于是四处寻找生物产业的技术。
经介绍，尹卫东被推荐给当时正在寻求项目的潘爱华。
潘爱华十分欣赏尹卫东，对他的研发项目也颇感兴趣。
一个有项目，一个有资金，两人一拍即合。潘爱华拿出500万供尹卫东研发。
两人共同创业的经历，呈现出了一段当代“伯乐与千里马”的佳话。
2002年，北京科兴生物的甲肝灭活疫苗正式投入市场，北京科兴一战成名。
北京科兴成立2年后的2003年，北京非典疫情爆发，研发SARS疫苗成了公司当务之急。
双方的竞购一直僵持到了2017年，潘爱华利用董事会一票否决权，拒绝续聘尹卫东，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无奈之下，潘爱华放了大招，向10多个部门举报了尹卫东行贿。
“尹卫东之所以给我送钱，是为了能在药品审批上获得照顾，我也确实帮助过科兴公司推动审批进程。”原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处长尹红章在法庭上承认。
据尹红章二审的裁判文书显示，1995年前后，北京科兴生物总经理尹卫东就已认识尹红章。
2002年，尹红章当上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处长后，科兴生物先后申报甲肝疫苗、SARS疫苗、甲流疫苗等项目，均一一过关。尹红章共收受尹卫东钱款20万元。
而行贿名单里还有康泰生物董事长杜伟民、天元生物董事长丁晓航、辽宁成大生物总经理庄久荣。
值得一提的是，行贿曝光后，尹卫东只是辞任北京市政协常委，并没有影响他向商业大佬迈进。
新冠疫情爆发三年来，不少企业饱受疫情困扰，叫苦不迭，而科兴生物则逆势而上，在疫情期间也是赚得盆满钵满。
不过，现今网友最关心的不再是谁能成为这家企业的实控人，而是新冠疫苗的审核之路是否走了捷径，疫苗生产是否合规等问题。
编辑：韩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