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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进京,是我生命升华的开始”

来源:警视在线 作者:张在军 时间:2024/8/19 21:31:41

1994年7月,中国老区建设画报社联合国家教委中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国家人事部全国人才流动中心等7家单位,发起“希望之希望”——中国老区助教行动。同年10月,中国老区建设画报社邀请30位优秀老区民办教师进京。来自老区的民办教师们满怀喜悦地登上天安门城楼。《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了这张照片,引起巨大社会反响,助推了国家民办教师转公政策的出台。本文作者张在军,便是当时30名民办教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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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初的一天,我在整理工作日记时,无意中翻到了1994年“老区民办教师进京”活动的记录。看着那些熟悉的文字,一股暖流涌进心窝。

1994年9月8日,对革命老区部分民办教师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举办的“老区民办教师进京活动”拉开帷幕,各地推选出的民办教师代表30人来到了北京。

来自沂蒙山区的我,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

真快啊,30年了!记录的墨渍已经变淡,鲜活的记忆却依然清晰。

我拿起电话,打给了中国老促会的漆志恒副会长。

久违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双眼不由自主地湿润了。

我的声音几乎哽咽:“那年进京,是我生命升华的开始。”

漆志恒副会长给我发来了《人民日报》1994年头版刊发的“老区民办教师进京”活动的照片,说你可以把自己的追梦故事写一写,你是临沂老区的优秀人物,又与我们老促会渊源有存,我们需要你的故事。

于是,按照漆志恒副会长的嘱咐,我开始这篇“命题作文”写作。

为了搜寻记忆,我回到老家,又走进了让我魂牵梦绕的西棋盘村小学。

尽管因为合村并校,这里早在十几年前就不再招生,但几十年的琅琅书声,早已把这里熏陶成了我心中的一方圣地。

恍惚间,孩子们的欢歌笑语,柿子树上敲打出的当当钟声,也穿过几十年的岁月时空回到了耳边,回到了眼前。

(一)

西棋盘村小学 梦开始的地方

时间,倒回1980年夏天。16岁的我高考落榜,回到只有270口人的西棋盘村。

村子坐落在沂蒙山区腹地一座名叫纱帽崮的山坡上。几十棵大树环抱着村子。西棋盘村距离镇驻地30多里,到县城80多里。进出山的路只有一条,在东南方向的山口上。

1980年初春,村小学唯一的老师耐不住民办教师的清贫,带着一家人“闯关东”去了。村里30多个学生像一群“没王蜂”天天漫山遍野撒欢。

村支书了解到我的情况,就动员我当了民办教师。

爬山梁、过山谷,我从荒野里召回拔草的、放羊的大大小小三十多个孩子。又从村里的粮食加工房扛来一个粉碎机破钢磨头,把它吊在校园那棵百年树龄的柿子树上。

“当当当……”钟声响了,西棋盘学校又开学了。

一排6间草房,没有院墙,校舍极其简陋,教室四面透风,屋顶晴天见太阳,雨天水流淌。不同年级的孩子挤在一个教室里上课。

这种教学组织形式被称为“复式教学”。那些年,这样的情形在山区学校随处可见。

我看到孩子们朝一个方向看黑板互相干扰太厉害,就别出心裁地把四面墙都挂上黑板,孩子们根据年级分别面向黑板而坐。没想到这个“创新”,后来被很多山区学校“复式教学班”的老师效仿。

虽然民办教师收入不高,一个月只有20块钱。但看到一个个灰头土脸的孩子在读书中渐渐变得阳光、聪明起来,那份快乐是难以言表的。

快乐的同时,也有些彷徨,讲台的路还那么漫长,该如何往前走?

去请教老教师,有的说咱就是一个乡村教师,有什么大理想?尽可能教孩子多认几个字就行了。

望着他们的满头银发,我在心里使劲地摇头。青年教师—中年教师—老年教师……难道这就是乡村教师的人生轨迹吗?

我失落、苦闷、彷徨。

人生得有梦想。把梦想的双翅张开,脚下的追梦之路才会生动。

选择了乡村教师这份职业,注定一生将与寂寞为朋、与清贫为友。为使自己前行的方向不迷失,我写下了自己的“梦想计划”:

两年内在全乡开公开课;3年内在全县开公开课;5年内初步总结出自己的教育经验;10年内写出自己的教育经验专著;20年内让自己的教育理念影响全国同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年阅读100本书;利用寒暑假,登泰山、爬长城;去台湾看阿里山、日月潭;去西安看大雁塔、兵马俑;瞻仰革命圣地延安,捧饮延河水、触摸宝塔山。

听一场音乐会,看一部话剧,在全国做200场演讲……洋洋洒洒一共写了156个梦想、目标。

见到这份“梦想计划”的人,说“有志者事竟成”者有之,说“天方夜谭不自量力”者有之……

我统统报以一笑。

这份计划书成了我人生中的灯塔、前行中的路标,它给了我神奇的鞭策,促使我马不停蹄向前奔跑。

几十年过去了,尽管中间我也怀疑、动摇过,但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

看看这份156个目标的“梦想计划”,绝大多数划上了“已完成”的对勾。这一个个红色的小勾,颜色有深有浅,像一朵朵红火苗,照亮了我脚下追梦前行的每一步。

多少年后,当年见过我梦想计划的人,惊讶地问我是怎样把那些“不可能”都踩在了脚下,把那么多的绊脚石当成了登攀的基石时,我微笑着告诉他们:

“很简单,让心灵先到达那个目标。接下来,就只需沿着心灵的召唤前行就可以了。”

而在我一生追梦的过程中,1994年的“老区民办教师进京”活动,是一个重要的加油站、助跑器、托举台。以1994年为节点,从那以后,我奔跑的目标更明确,路径更清晰,速度更迅捷。

(二)

习惯养成教育:一个乡村教师的“破冰之旅”

1994年9月,在老促会座谈时,漆志恒老师问我,你出来活动一周,学生学习怎么办?

我说放心吧,我的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很强,基本上有条不紊。

他问,怎么训练的?我说,这得益于我从孩子一入学,就开始对他们进行习惯养成教育。

在北京期间,经过老促会的协调,我去北师大等单位拜访了十几位专家学者,向他们面对面请教,心中很多困惑多年的问题有了答案。我对习惯养成教育的信心更足、思路更清晰了。

最近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们喊了几十年的素质教育推行举步维艰?为什么历经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教育,还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不会学习,不会与人沟通,甚至连叠被子、收拾房间都不会?

我说,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习惯养成教育”没有搞好。一定意义上讲,习惯养成教育就是素质教育之母。但是,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习惯养成教育也仅仅停留在一些教育专家的理论探讨和报告会里。

我认为,从课程设置入手,从开发教材入手,这是搞好习惯养成教育的关键发力点。

从北京回来后,我更加有意识地把习惯养成教育作为自己山村教育实践的“破冰之旅”。以后多年,我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为目标,从学生的日常行为习惯入手,把学生的习惯养成总目标,细化为162个子目标。

一个子目标,就是一粒璀璨的珍珠。我把这些珍珠,按孩子成长规律和年龄特点,设计在《习惯养成教育》的18册教材中。

只要教师引导学生以“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丝线,把162颗珍珠穿成一串辉煌耀眼的“人生素养”项链,学生就在快乐、幸福、全面发展的人生中,拥有了一笔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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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我主编的九年义务教育《习惯养成教育》18册教材,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填补了国内“习惯养成教育”教材的空白。

虽然有很多亟待完善之处,但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提供了可以借鉴、参考的基础文本。

之后,国家“中小学生核心素养”实施方案公布,更印证了我当初探究这项课题的前瞻性、科学性。

(三)

建立沂蒙书屋在山村推动“全民阅读”

在与漆志恒老师交流时,我曾说,我自己一生受益于阅读,我学生们的成长也从阅读开始。

阅读可以增长知识、启迪灵感、增强智慧、提升品位,感受宇宙之奥秘,顿悟人生之真谛,点燃创造之灵感。

参加工作之初,我的教育教学方法几乎是空白。我开始自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知识。

周围几个村,能借到的书,我几乎都借到了。实在没处找了,我又去县教育局、县图书馆借。

我骑着自行车,包里放上几个煎饼,渴了就在路边喝点山泉水,饿了就啃几口煎饼。

十几年几乎每周一个来回。教育、文学、哲学、历史、经济,先后读了上千本。读书笔记摘抄了七十多斤。

慢慢地,我的视野开阔了,底蕴丰厚了,上课受孩子们欢迎了。

我任教的村小学一年办公经费只有100块钱。学校没钱给孩子买课外书,我就找村支书把村里订阅的党报党刊拿给学生看。

这些报刊上的文章大都文笔流畅,文质兼美,对培养孩子做人、做事,提高综合能力很有帮助。

山区复式班的特点是几个年级的学生在一个教室里上课,我要求高年级学生教低年级学生读报。

孩子们一般是先读副刊,再依次往前翻。这些党报党刊成了西棋盘村孩子了解外界的窗口。久而久之,孩子们说话都多了高度和内涵,张口闭口就是“新华社最新消息”“人民日报社论说”,弄得村里人一愣一愣的,都说这些小毛孩子都要成精了。

通过大量阅读,孩子们开阔了视野,提升了写作水平,作文接二连三在全国获奖。县教委专门印发了我教书育人的成果专辑《张在军和他的山芽芽》,在全县推广。

就在我为孩子们的进步倍感欣慰时,村里发生的一件事深深刺痛了我。

上级推广地膜覆盖种植技术,派农技员到各村现场讲授并帮村民把地膜盖上。可技术员一走,一些村民就把地膜揭开收走了。他们不相信这薄薄的一层塑料膜能给庄稼带来好收成,不把种子捂烂了才怪呢。

我思考了很多很多。在一个农业人口占80%的国家里,农民的素质教育显得多么重要。怎样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素质,使农民摆脱几千年延续下来的陈规陋习,更新观念,追求科学、健康、文明的生产生活?

我开始探索“全民阅读”这一课题。

我从自身阅读、学生阅读收获中得到启发,让学生回家给父母、爷爷奶奶当小先生,让家长和孩子同读语文课本教材和党报党刊。教师阅读引领学生阅读,学生阅读带动家庭阅读,进而推动全村阅读。

1992年我开始筹建沂蒙书屋。

这年底的12月4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刊发了《沂蒙青年张在军创办沂蒙书屋、扶乡村文化之贫》的报道。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上百家新闻媒体进行了跟进报道。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团委、学生会带头组织了捐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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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晖、老诗人艾青等先后为沂蒙书屋捐书。吴学谦副总理还为书屋题写了匾额。

“沂蒙书屋”创办后,以图书阅读为依托,对群众进行科技、文化、乡风文明等方面的教育熏陶,为偏远山区提高农民素质、摆脱贫困发挥了积极作用。还对全国广大农村、基层社区后来设立各类“书屋”,提供了示范和引领。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胡锦涛先后多次接见我。对我在全民阅读工作中的实践、探索,以及创新性教书育人的做法给予了鼓励、肯定。

1996年6月21日,江泽民总书记握着我的手说,你32岁,是这次优秀党员表彰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位,我们的典型有生命力。江总书记三次接见我,两次提到沂蒙书屋。

应中共中央邀请,我先后参加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五周年、八十周年大会。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我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天安门观礼活动。

2024年初春,沂蒙书屋开始扩建,建筑面积达到1000多平方米,充实藏书两万册。陆续开设书法、绘画、读经诵典、乡村振兴大讲堂等功能板块。沂蒙书屋已成为老区新农村建设的一道亮丽风景。

(四)

提出“大语文”概念:“民族兴亡 阅读有责”

当年参加老促会“老区民办教师进京”活动的30位代表,大多数是第一次来北京,几天的活动,让代表们开阔了视野,提升了思想境界。

活动结束后,我开始梳理、总结创建沂蒙书屋的经验,结合在北京交流思考的结果,进一步提出了“民族兴亡,阅读有责”的大语文教育理念。

从北京回来不久,我便从大语文教育理念出发,着手编写课外阶梯阅读《快乐大语文》系列读本。这是国内最早的冠以“大语文”名称的课外读本。

什么是“大语文”?简言之,从单一的学语文课本,拓展到大量课外阅读和课外生活体验。

读课外书,读产品介绍,读广告牌,读景点知识,读药品说明书。读能接触到的任何有字的正能量的东西。

除了读有字的东西,还应该读无字的书。月明星稀的夜晚,可以引导学生仰望星空,观察星星组合的图案,展开想象的翅膀,“读”出所见所想。

为了让孩子们从小沐浴到经典名著以及传统文化的芬芳,这些年我以阅读课题研究成果为依据,把经典名著进行改编,剔除与孩子们认知水平不相称的内容,先后编写《新课标大阅读》《小学生经典阅读》《中学生魅力阅读》等“大语文”系列2000多万字。

走进新时代,我对“大语文”又有了新的思考和实践。

我带领200多位特级教师、教研员、语文名师,主持了通编版义务教育语文教材配套读本《语文素养核心读本》的编写工作。

该读本配合统编语文教材同步主题阅读,可高质量完成“课标”对“中小学生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400万字”的要求。

中国教育学会老会长顾明远,中国教育学会第七、八届常务副会长刘堂江等专家评价这套书是“新时代语文教育的一项宏伟工程”,为孩子们打造了一套提升语文核心素养的优质读本。

(五)

让传统文化之花开放在校园

在北京参加活动期间,老促会组织我们参观了故宫、长城,与历史和传统的零距离接触,触发了我让“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的想法。

之后多年,我以一位共产党员的情怀,和众多有识之士一道,全力呼吁“传统文化进校园”。

全国众多声音汇合起来,引发了国家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光辉灿烂,古典诗词是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2022年颁布的《语文课程标准》,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加优秀诗词的背诵篇目,浓墨重彩地写了进去。全国各地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氛围越来越浓。

广大读者急需要科学实用的“古诗词分级读本”。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主编的《小学古诗文分级阅读》应时而生。

丛书编写本着“兴趣为先,记诵为重,传承文化,古今联通,立德树人,奠基人生”的宗旨,以期达到“知我诗词精华,增我语文素养,爱我伟大中华”的目的。

读本选篇涵盖统编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所有古诗文,还新选了200多首经典篇目。它既适合教师在学校指导诵读,也适合家庭“亲子共读”,还适合社会上广大诗词爱好者诵读积累。

众多专家鼓励评价说,《小学生古诗文分级阅读》是近些年来很有影响的一套“优秀传统文化分级诵读”读本。

这些年,我还编辑了“家庭共读中国古诗词”系列:《古诗词中的传统节日》《古诗词中的季节时令》等26卷。

(六)

革命传统教育 全面立德树人

“老区民办教师进京”活动期间,老促会组织代表们观看升旗仪式,登上天安门城楼,参观军事博物馆,瞻仰毛主席纪念堂,接受了丰富多彩的爱国主义教育。

代表们深深感受到,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青少年正处于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富于朝气,最富有梦想,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他们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中之重,最需要爱国主义的精心指引和悉心栽培。

然而,一段时期以来,社会上部分人爱国情怀淡化,甚至有极少数人中出现了亵渎老革命家的现象,对中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亟待加强,用生动感人的“老革命家的故事”教育下一代刻不容缓。

经过反复斟酌、细致思考和多角度论证,在多方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我从近现代反映爱国主义精神的史料中,挖掘出每个历史时期的重点和亮点,梳理成几十个重要节点,把每一个节点上所发生的喜闻乐见、脍炙人口的故事,作为一颗颗璀璨的“宝石”,以爱国主义教育线串起来,汇编成书,让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吸收丰富的精神营养,汲取不竭的爱国力量。

每一个历史时期,我都精心选取几个精彩、好看的故事,并以之为切入点,让青少年真切感受到我国各个历史发展进程中,革命先辈对祖国作出的巨大贡献,引导并鼓舞青少年传承革命意志,赓续红色血脉,获得最佳的阅读效果。

我跑老区,访专家,蹲书店,查资料,历经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读本”之《榜样的力量》《做红色少年》和《金色的信念》编写完成。

我衷心希望,学生在阅读老革命家故事的过程中,自觉激发爱国、爱党、爱人民的高尚情怀,展开理想的双翼,翱翔广阔的蓝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七)

一次活动和一个群体的命运转折

1994年“老区民办教师进京”活动开幕式上,漆志恒老师介绍这次活动背景的讲话,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

漆志恒说,我国尚有230万民办教师长期工作在农村中小学,且大部分在革命老区,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我国农村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我们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支重要力量,颂扬他们的奉献精神,并以此唤起全社会对他们、对农村教育的理解、关心和支持,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此后的几天,在与各位代表的接触中,我进一步了解到了全国其他地区民办教师的生存、工作状态。作为中国农村教育主力军的民办教师同仁们,其工作条件之差、压力之重、生活之苦、待遇之低,是在大城市工作生活的人无法想象的。

在和代表们交流时,我认真倾听着大家的心声,记录着大家的所思所感,我的内心一直被所见所闻激荡得彻夜难眠。我构思着怎样把这些所思所感写成调查报告,上报给国家高层决策者。

回到学校后,我就开始了《中国民办教师调查报告》的撰写。一年之后,十多万字的报告完成。我寄给了有关部门、有关领导。

1996年9月8日,进京活动结束两年整,晚上,我刚从收地瓜的山上回家吃饭,大门外的狗突然吠叫起来。我一看,来人是乡中心小学的李校长。

李校长说:“中央领导要召开教育座谈会,县教委接上级通知,要你连夜进京。”

当晚,我和县教委的同志赶了数百公里夜路,几乎一个通宵。9月9日,在北京西单国家教委招待所,国家教委教师工作处杨春茂处长向我们介绍了会议情况。

此次座谈会是李岚清副总理提议召开的,主题是研究农村教育师资问题。杨处长说,你写的《中国民办教师调查报告》领导们都看了,数字详实,论证科学,有决策参考价值。接着谈了我发言的主题、重点,并特别要求:“发言要脱稿,要用事实说话,以情感动人。你们的发言将会为上层决策提供重要的依据。”

9月10号是教师节,早饭后,来自全国的会议代表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李岚清副总理谈了这次座谈会的目的。他让大家放下包袱,放下顾虑,畅所欲言。

我有幸被安排在代表发言的第二位。我的发言主题是:建议国家尽快将合格的民办教师“民转公”。

我说,民办教师是在我国国家办学力量严重不足的特殊情况下产生的,民办教师的性质长期处在模糊状态,是教师却还要种地,是农民却还要教书,是干部又不享受干部待遇,是临时工却长期任教。民办教师担负着与公办教师同样的教育教学工作,但同工不同酬,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影响了民办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这些年通过多次整顿、培训,民办教师整体素质发生了极大变化。按照和公办教师一样的要求,民办教师中评聘了各级教师职务的,占民办教师总数的69%,其中中级以上职务的有13万人,受省级以上表彰的7000余人,地(市)级表彰的5万余人,县级表彰的30万人。相当一部分民办教师已成为农村教育管理的骨干。全国民办教师中一半为35岁以下的年轻教师。请抓紧为全国所有持有教师资格证的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让他们吃上“财政饭”。

发言完看看表,二十多分钟。我小声问身边的朱开轩主任,是不是超时太多?主任说,领导插话问你好多个问题,时间才拖下来了。你发言思路清晰、透彻,领导都很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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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一直持续到中午12点。李岚清向与会的教育一线同志表达了节日祝贺,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李岚清说,争取在本世纪末基本解决民办教师问题,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项重要决策。国家教委、人事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共同研究制定的解决民办教师问题五年计划即将公布执行。

当晚的《新闻联播》播发了这次座谈会的报道。第二天,《人民日报》也刊发了消息。

几年以后,“民办教师”这个称谓在中国消失,所有合格的民办教师陆续“民转公”。今天,民办教师作为一个群体,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他们的背影已走进历史,但他们已在新中国教育史上深深地镌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星移斗转,当我又站在西棋盘小学的老柿子树下,享受着山野凉风的吹拂,时间却已过去了44年。

44年的路很长,长到我从青葱少年变为花甲老人。

44年的路也很短,短到似乎从三尺讲台上刚刚踱到课桌的最后一排,还没来得及看一眼孩子们长高的背影,光阴便“嗖”地逝去了。

如今这个小山村里,五十岁以下的“文化人”,大都是我当年教过的学生。

44年来,外面通向西棋盘的路越走越宽,西棋盘通向山外的路越伸越远。西棋盘村也和着山外的脚步,悄然发生着变化。

自从1992年创办沂蒙书屋,村里识字的“文化人”越来越多,科学文明的风气日渐浓厚,村民的日子也一天天好了起来,新瓦房鳞次栉比、宽敞明亮,户户喝上了自来水。村里建起了文化广场,乡亲们三五成群在这里健身娱乐,很多家庭还买了轿车。

这些都记录着西棋盘村几十年来日新月异的变化,见证着一代代西棋盘人吃苦耐劳、与命运不屈抗争的奋斗精神。

在我44年追梦奋斗的人生中,1994年参加“老区民办教师进京”活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一段永生难忘的记忆,也可以说是“我生命升华的开始”。这篇小文是我与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结缘的回忆,也是我教书日子的回望、讲台岁月的小结。

谨以此文向为革命老区发展呕心沥血作出突出贡献的一代代老促会的领导、专家、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转自《中国老区建设》2024年第8期)

编辑: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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