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半月谈》2023年第9期内容

　　先是察言观色、投机取巧、趋炎附势、大肆攀附，谋求政治上位；然后是江湖结义、互通款曲、拉帮结派，不断巩固势力；最后是利欲熏心、独断专行、为所欲为、腐化堕落，直到被纪检监察机关查处，打回原形。半月谈记者调研并梳理近年来云南省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多个腐败案件发现，腐败分子的上位和蜕变腐化大都经过如此“三步腐”。

　　不择手段攀附上位

　　2008年，36岁的段文泉担任云南省电投公司董事长，但由于在工作中得罪了领导，屡屡受挫。他想到“制衡之术”，攀附上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白恩培的妻子仅用一个电话就把他从困境中解救出来，这让他尝到了与“权力”结交的甜头。

　　2009年，段文泉又通过“政治掮客”苏洪波钻进时任云南省省长秦光荣的“圈子”。2012年，经秦光荣安排，段文泉上位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一把手”。为进一步捞取政治“油水”，段文泉在经营上脱离主业，采用空单贸易、大肆并表的手段，虚增营收数额，造成巨额国资难以收回。

　　段文泉案开庭审理 王樱 摄

　　段文泉上位、蜕变、腐化之路令人唏嘘，但他并不是“孤勇者”。综观大量已查处的案件可发现，极少数党员领导干部权力欲望膨胀，官迷心窍、官瘾十足，为谋求职务升迁处心积虑搞政治投机，通过拉关系、搭天线、抱大腿、入圈子，不择手段攀附上位，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金钱开道者有之。云南城投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许雷，利用公共资源积累人脉，拿贪腐来的资金输送利益，攀附白恩培、秦光荣，以获取更大的权力和利益。“逢年过节都要包个红包，以这种形式、借口去讨好秦光荣。”许雷自述，他通过攀附秦光荣解决了副厅，攀附白恩培解决了正厅。玉溪市委原书记罗应光一开始通过送蔬菜、土特产攀附秦光荣，然后是给他送单位的奖金，最后是自己拿钱出来送。

　　下跪表忠心者有之。云南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原巡视员龙雪飞曾是一名记者，早年在湖南工作。秦光荣在长沙工作期间，出于政治目的，曾让龙雪飞写内参揭发其他领导干部。秦光荣到云南任职后，龙雪飞很快便向其表示也想到云南工作，多次请求秦光荣将其调至云南，但都遭拒绝。为表忠心，龙雪飞毫无节操地向秦光荣夫妇下跪，并表示“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叔叔阿姨。我无依无靠，无亲无故，以后就靠你了”。

　　唯上捧上者有之。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方雄在环保系统工作34年，期间共换过7个岗位，经历了7任厅(局)长，不管哪一任领导来，他都能得到重用。他的秘诀是善于察言观色，对领导安排的事言听计从、竭尽所能，甚至违反纪律和原则也要办好，以体现“能力”和“担当”。方雄正是利用这些旁门左道，让领导觉得他可信赖、可依靠，渐渐成为领导的得力“心腹”和离不开的“拐杖”。

　　毫无底线腐化堕落

　　云南省纪委监委办案人员分析，某些领导干部上位后不是感恩组织培养，而是错误地认为纯粹是“个人挣来的”，把党性原则、政治规矩抛在脑后，现出“伪君子”“两面人”的原形。

　　有的大搞江湖结义。30年间从一名科级干部成长为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的陈文山，一直都有一颗当“老板”的心。他很享受被人叫“老板”“董事长”“老大”，反而对“陈书记”这一称呼感到别扭。他把“一把手”等同于“老大”，把江湖规矩等同于是非标准，经常与私人老板、亲信下属裹搅在一起，称兄道弟、吃吃喝喝，逢年过节大量收受下属礼金，来者不拒。他把跟自己走得近、有利益关系的定为“亲兄弟”，打招呼说情拉工程，并帮下属谋取职位，百般呵护百般照顾。

　　有的大搞“圈子文化”。方雄格外注重自己的“群众基础”，为巩固“话语权”，他经常搞点小聚会、给点小礼品、弄点小关系、送点小关照，拉拢一群人进自己的“饭桌圈”“麻将圈”“环评圈”“人事圈”，成自己的人，投自己的票，谋自己的利。利用主要领导的信任及职务便利，方雄把持人事安排提名权，优先考虑、优先推荐“圈中人”。久而久之，有些干部以进“方雄圈”为荣，想方设法讨好巴结他，进他的圈子。10余年间，方雄利用职务便利，收受85名请托人“小红包”，累计达350余万元。

　　有的大搞裙带腐败。罗应光担任玉溪市委书记后，为弟弟和妻弟牵线站台打招呼，有什么利益、好处，都要让“七大姑”“八大姨”沾沾边。此外，罗应光还追求奢靡享受，安排玉溪市委办工作人员租下面积1807平方米的“四合院”进行豪华装修，让市委接待办为其提供管家保姆服务。“我到玉溪去以后，跟老板接触就多了，看着他们的房子好，又觉得自己老是搬家，心里面不舒服，觉得一个市委书记享受一点、住得好一点是正常的。”罗应光说，“我喜欢泡澡，搞了一个浴缸，还给自己搞了一个桑拿室。”

　　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专家指出，权力一旦失去约束，就会让人欲望大开、肆意妄为。

　　苏州大学东吴智库研究员刘成良说，选人用人要多听取党员、群众等各方意见，同时强化现代信息技术在干部监督管理过程中的应用，整合公安、住建、工商、人社等部门信息，发挥大数据的信息比对优势，核查比对干部提拔过程中的相关个人事项，避免干部“带病提拔”。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行政学院)副研究员兰文华建议，把及时有效发现问题作为监督首要环节，让党员干部不仅因为害怕被查处而不敢腐，也因为有问题就能及时被发现而不敢腐，并探索推行领导干部个人事项公示制度，引入社会监督。

　　“一些贪腐其实早就有苗头，甚至在内部明晰化、公开化，只不过未被查处而已。”云南大学副教授周昌发说，要构建上下结合、内外并重的监督制度，整合监督力量，加强内部监督，鼓励群众监督，推动形成不能腐的强大约束力。

　　云南民族大学教授肖建乐认为，还必须加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坚决抵制“圈子文化”“平庸文化”“人情文化”，形成崇廉耻贪的社会氛围，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编辑：刘文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