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大爷在银行ATM机取了500元钱，不料去商场买大米时，竟发现200元是假币，大爷找到银行讨要说法未果后，一纸诉状将银行告到法院。（来源：裁判文书网）
   郭大爷退休后，闲钱都存放在一家银行里，事发当天，郭大爷准备去银行取点零花钱，原本郭大爷是准备去银行柜台去取的，不料银行见到郭大爷取钱的数额在2万元以下，就将郭大爷强行分流到了ATM机上。
   郭大爷无奈，只得自行取了500元钱后返回家中，两天之后，郭大爷去超市买大米时，竟然被超市的收银员告知两张100元是假币。
   郭大爷都是一把年纪的人了，竟然被人当着那么多的人面使用假币，越想越气的郭大爷次日一上班就找到了银行讨要说法。
   银行柜员得知郭大爷的来意后，确认了郭大爷的两张假币确实为假币，而后直接予以没收，并让郭大爷等候银行的第一步调查结果。
   可令郭大爷没有意料的是，一连等了几天，银行方面都没有回复，郭大爷催促了几次后，又过了三天，银行才打来电话，电话中银行表示，经过与银行系统内的冠字号码表示，这200元不是银行内的，让郭大爷仔细回忆回忆。
   郭大爷认为对方的回复过于敷衍，便再次找到银行讨要说法，并试图拿回自己的200元钱，但没想到银行认为郭大爷无理取闹，便对郭大爷置之不理。
   愤怒的郭大爷见对方不讲道理，便为了争一口气，一纸诉状将银行告上了法院。
   虽然郭大爷起诉的是银行，但因为双方在法律上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所以双方之间的案件，就属于民事纠纷引发的案件。
   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否则就要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也就是说，郭大爷要想获胜，就必须提交充分的证据。
   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郭大爷指出：
   首先，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9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服务的权利。
   本案中，自己原本是去柜台取钱的，可却被银行以2万元必须到ATM机办理为由，强制分流到了ATM机器，这无疑是侵犯了自己作为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进而引发了后续的纠纷，所以银行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次，银行在明知双方有纠纷的情况下，直接将200元假币予以没收，给自己出具了一个银行自制的收缴凭证，而后又在调查数日后，得出了假币不是出自银行的结论，这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的做法，显然没有公证而言。
   再者，从事发当日到今日，自己因为此事支出的时间、人力、财力成本已经远远超出了200元，这恰恰能反映自己不是故意讹银行的钱。
   综上，希望法院能够判决银行的行为违法。
   民事诉讼法规定，当原告承担举证责任而举证不足时,被告可以提供相关证据来反驳原告的主张。为了能够证明自己的主张，银行反驳称：
   第一、郭大爷的银行卡并非在本行办理，而是在其他支行办理，所以双方之间不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故银行并非适格的被告，应当对郭大爷的诉求予以驳回；
   第二、分流2万元以下的业务到ATM机器办理，是为了提高客户为办理业务的速度和效率，事发当时已经取得了郭大爷的同意，不存在侵犯郭大爷选择权一说；
   第三、假币没收是法律规定，由二人签字确认，不存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的说法；
   第四、银行流出、流入的钱都会记录冠字号码，经银行查询，郭大爷的200元假币未记录在银行的系统内；
   第五、郭大爷事隔三天后才来银行反映问题，不排除郭大爷的钱被调包或者与自己之前的钱混杂的情况，况且根据郭大爷提供的购物单显然，郭大爷购买的大米是62.8元，可郭大爷却称自己给的是200元，显然不符合常理。
   综上，请求法院驳回郭大爷的诉求。
   显然，从双方各自在法庭上辩论来看，双方可谓是各执一词、互不相让，那么站在法律的角度，又该如何评价呢？
   其一、虽然银行辩称郭大爷的卡在其他网点办理，但与涉事的支行一样，都属于同一家银行，况且郭大爷取钱系从涉事支行的ATM办理，涉事支行也是独立的法人，所以双方之间存在储蓄合同关系；
   其二，银行2万元以下到ATM机办理的规定属于格式条款，根据民法典第497条规定，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无效。去哪办理业务是郭大爷的权利，银行不能有强制性规定；
   其三、中国人民银行假币收缴、鉴定管理办法第6条规定，金融机构在办理业务时发现假币，由该金融机构两名以上业务人员当面予以收缴。对假人民币纸币，应当面加盖“假币”字样的戳记。所以银行没收假币没有错，但一定要双人当面收缴。
   其四、民事诉讼讲究的是高度盖然性原则，而非排除合理怀远原则，也就是需要法官运用证据、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即符合法律真实的要求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达到从法律的角度认为是真实的程度。
   最终，法院经过审查后认为，虽然银行提供了冠字号码的查询结果，但却无法提供涉事阶段ATM机所有的取款、存款的冠字号码记录，故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赔付郭大爷200元。

   编辑：王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