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来，伴随着老龄化加速、生育率下跌及晚婚晚育趋势日益明显，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学者不断提出“降低法定婚龄”的建议。然而，民调似乎并不“买账”，有网友调侃道，“下调了也没人生”，“该建议是提倡光明正大地啃老吗？”
该话题首次成为舆论焦点是在2012年。当年，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曾在全国两会期间提出“将法定婚龄降至男女均为18周岁”的建议，引发了社会广泛热议。2017年，她再次将这项建议带上两会，不想又冲上舆论浪尖。
其后，2019年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二审稿审议时，“是否应降低男女法定婚龄”这一立法议题成为网络热议的焦点。事实上，次年颁布的《民法典》并未对法定婚龄做出调整，不过近三年来，依然有法学学者接连发文呼吁“下调法定婚龄”。
2022年2月14日，太原，新人在民政局领证。中新社记者 武俊杰 资料图
“法定婚龄”是如何写进法律的？
一切要从我国颁布的第一部《婚姻法》说起。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后颁布了两部婚姻法，第一部是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第二部是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1950年《婚姻法》第四条规定：“男二十岁，女十八岁，始得结婚”，这是我国首次明确法定婚龄。1950年《婚姻法》同时确立了婚姻登记制度。
“男20岁，女18岁，这是指男女结婚不得早于这个年龄，是法律对申请结婚登记男女的最低年龄限制，当时它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早婚，防止形成‘童婚’。”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室主任、研究员、性别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薛宁兰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
我国社会长久以来都是“普婚普育”，婚姻往往是生育的前奏。在1980年《婚姻法》中，“婚”与“育”都有倡导性表述——其第六条还规定，“晚婚晚育应予鼓励。”
自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计生标语口号开始出现在很多农村。图片来自《中国日报》新浪微博
“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这20年期间，我国净增人口3亿两千多万，远远超过社会承载能力，通过晚婚晚育来控制生育，这也是一个必然选择。”近日，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鲁晓明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
2001年颁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则对“晚婚晚育”做了更详细的规定，明确了其奖励政策。该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其第二十五条规定，“公民晚婚晚育，可以获得延长婚假、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
对于上述规定，中国人大网发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释义》曾解释道，第十八条中规定的“晚婚”是指超过法定（根据《婚姻法》的规定男22周岁、女20周岁）3年以上初婚，即男25周岁、女23周岁结婚为晚婚；“晚育”是通常指已婚育龄夫妻达到晚婚年龄后初次生育子女，即妇女24周岁生育子女为晚育。
2022年2月14日，银川，领证后的新人拍照记录幸福瞬间。当日，不少准新人选择到民政局登记结婚。中新社记者 于晶 资料图
“晚婚晚育”是怎么被法律删除的？
事实上，我国初婚年龄正在逼近30岁关口。
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2020年，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为28.67岁，其中，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9.38岁，女性为27.95岁。
而在个别地区，初婚年龄已迈过30岁关口。如据安徽省民政厅数据显示，2021年安徽省初婚平均年龄分别为男31.89岁，女30.73岁。
2010年时，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为24.89岁，而到2020年，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涨到了28.67岁，10年间，推迟了近4岁。同时，女性生育意愿持续走低，2021年国家卫健委调查显示，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64个，低于2017年的1.76个和2019年的1.73个，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00后”仅为1.54个和1.48个。
究其原因，2022年1月，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曾在发布会上表示，“当前，‘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受教育年限更长，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婚姻推迟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在“晚婚晚育”已成现实的今天，这个倡导性的表述已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删除，取而代之的是“适龄生育、优生优育”。
2022年2月14日，太原，新人在民政局排队领证。中新社记者 武俊杰 资料图
晚婚晚育背后的人口结构风险
“当时我是想让大家了解到‘晚婚晚育’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要随时代调整的，但没想到会引发这么大的争议。”鲁晓明说。
“18岁就可以结婚，那是要提高离婚率，增加单亲家庭的节奏？”
“不赞成降低法定婚龄，十八九岁当父母可能思想上还没有准备好，不利于提高育儿水平和人口质量。”
“结婚了，很多家庭就会生小孩，20岁左右的大多数人都不具备抚养小孩的能力，再降低，请问小孩抚养问题，如何解决。”
“18岁结婚然后生娃变成三个娃。”
当鲁晓明的提案在媒体上公开后，众多网友投掷出质疑之声。对此，鲁晓明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反对声不少，可能是这个建议让年轻人很有压力、感到焦虑，“还会让人有被催婚的感觉”，所以他对反对声也能理解。
从《婚姻法》到《民法典》的一次大讨论
在众多支持降低法定婚龄的推动者看来，民法典的编纂是一个绝佳契机。
2019年6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二审稿进行分组审议时，“是否应降低男女法定婚龄”这一立法议题一时成为关注焦点。
据《民主与法制》周刊2019年报道，其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苏军建议大幅降低法定婚龄，将法定婚龄规定为男女均为18周岁。
张苏军指出“世界上许多国家早已将法定婚龄规定为18周岁左右”，专家学者认为“法定婚龄理应与成年相对等，有完全民事能力时，就有权选择结婚或者不结婚”。
该建议一石激起千层浪，那几日，法定婚龄成为网络热门话题。有媒体在微博发起该话题投票调查，结果显示，66.2万参与者中，14.2万人赞同将法定婚龄调至18岁，42.9万人表示不赞同，暂不表态的有9万人。
婚龄的弹性
2019年10月21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草案三审稿对法定婚龄暂不做修改，维持现行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
其时，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认为，现行法定婚龄的规定已为广大社会公众所熟知和认可，如果进行修改，属于婚姻制度的重大调整，宜在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和科学的分析评估后再定。
直至2020年5月《民法典》颁布，法定婚龄仍定格在男22周岁、女20周岁。
事实上，我国一直存在着“法定婚龄”和“政策婚龄”这两种形式，一份基于“五普”长表数据的研究展现了不同时期婚龄的约束效果。该研究题为《法定婚龄、政策婚龄下的民众初婚行为》，于2005年发表于北大核心期刊《中国人口科学》。
据该文记载，在多个时期，虽然上有法定婚龄、政策婚龄达标才能登记结婚的政策，但多地也一直有只办婚礼不登记、涂改户口本年龄登记、直接同居等“早婚”对策。
黄细花就曾见到过这类事实“早婚”带来的后遗症。她在公号中撰文回忆为什么会在2012年两会提议降低法定婚龄至18岁，“是因为一位同学的女儿，在20岁时生了小孩无法上户口，因为没有结婚证”。
2012年、2017年，黄细花两度提出“将法定婚龄定为18周岁”的建议，每次都会引发广泛热议。事实上，从2010年起，围绕人口问题，黄细花已经提交了数十份人大代表建议，内容涉及取消独生子女政策、取消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取消“超生开除”、计划生育标语应淡出公共生活、将人口安全纳入国家安全议题、全面放开生育等等，“降低法定婚龄”只是其中的一项。
“小家大国，面对国家的人口社会现状，我们该珍惜我们的每一次选择，18岁，责任和义务并驾齐驱的年纪，政策不会强迫每一个人，理解才是繁荣的根本。”黄细花如此写道。
编辑：王松